《西西弗神话》加缪
荒诞是在人类的需求与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
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而一旦他穷困潦倒，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和太阳谁围绕着谁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
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
社会在一开始与自杀并无关联。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因此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
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荒谬感与对虚无的渴望直接联结起来的关系。
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更为简单，或明晰性引发出明晰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嘴上回答的是“不”，但行动却证明他们想的是“是”。
然而，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在逻辑学反而显示出那样强烈的诱惑力这点上讲，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如此深刻过。
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华丽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并不看重悲剧的方法并不是那么严重，但用它最终可以判断使用它的人。
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压倒世界上一切苦难的东西。
我们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业已养成生活的习惯。在这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挽回的提前量。
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一种必须与之“相称”的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
这一切使事情复杂化了。人们至此玩弄词句并且极力假装相信：否认生活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生活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不过，这些企图并非毫无用处。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强制的尺度。只不过应该避免那些混乱的词句、分离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把我们引入歧途。应该避开这些，深入到真正的问题中去。
荒谬支配死亡，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都重要。
伟大的作品、深邃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它们意识要说的多得多的东西。
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的感情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荒谬的
感情是赤裸裸的，令人伤感的。
无论在什么转折路口，荒谬的感情都可能从正面震撼任何一个人。
给一个人下定义，不仅要凭借他的表演，还要凭借他自发的冲动。同样，一种更加低沉的语调，一些心灵深处难以理解而又被它们自己激发的行动以及自己设定的精神立场部分改变了感情，也都是如此。
这就好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感到平日很熟悉的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几年，可能我们还是渴望那些使我们突然置身于孤独之中的东西，
思想最初的活动就是区分真伪。然而，思想从对自己进行反思时起，首先发现的就是矛盾。
如果人们承认世界自身也能够去爱、去忍受痛苦的话，那就与世界和解了。
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分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分之间的较量。
一个已经觉悟到荒谬的人永远要和荒谬联系在一起。一个无所希望并意识到存在的人就不再属于未来了。
在一个对人封闭而又有限的世界中，这些哲学通过独特的推理，从理论废墟出发，把那些挤压它们的东西奉若神明，并且在把它们抛弃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种希望的理性。这种强制的希望就是一切宗教的本质。
克尔凯郭尔可能会厉声警告说：“如果人对永恒没有意识，如果在一切事物的深处只有野性沸腾的强力主宰，只有它在昏暗不清的激情漩涡内制造着伟大或无价值的事情，如果那毫无基础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充的空无躲藏于事物的暗处，那么，生活不是失望又会是什么呢？”
思想的这种表面谦虚仅限于描述它拒绝解释的东西，这种唯意志流派致使大量丰富经验奇怪地聚集在一起，世界就在漫长的经验聚集过程中获得新生，这就是荒谬的推理步骤，至少最初看来是这样的。
人们不是通过仅有的一件事而是用所有的事解释一切。我并没有看出其中的不同之处。
单独一种观点不再能解释一切，但却存在一种无限的本质，正是它给予诸对象的无限性以意义。
一切本质都不是形式的，而是物质的。
完全没有必要掩盖明晰性，也没有必要消除荒谬并否认其方程式中的任何一项。必须弄明白人们是否能够因此生活，也须知道逻辑是否强制人们因之死亡。
世界不可能归结为一种理性和合乎常理的原则，这两件事是确定无疑的。
人们要让他认识他的罪恶。而他却觉得自己是无辜的。真正说来，他感到的只是他无可挽回的无辜。正是这无辜允许他做任何事情。这样，他只是要求自己以他所知道的东西去生活，去安排存在着的东西而决不引入任何并不确切的东西。人们会反驳他说：任何事情都不会是这样的。但这至少是一种信念。他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去抗争：他要知道在毫无希望的条件下生活是否是可能的。
因为自杀并不体现反抗的逻辑结果。由于自杀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它就恰恰是反抗的反面。自杀与飞跃一样，都是在其极限上认可。
荒谬的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而又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越过了它，就是崩溃与虚无。荒谬的人于是能够决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一个毫无慰藉的生活的执着的证明。
人越爱，荒谬就越巩固。
为什么为了深爱就必须爱的次数少呢？
直至肉体死亡临头，唐·磺都不知何为忧郁。而从他一知道忧郁的时候起，他的笑声就爆发出来，而且这就使人们原谅了他的一切。
在死亡之后到来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
在这个宇宙中，善良让位于慷慨，温柔让位于男人们的沉默，协调共和让位于独胆孤勇。所有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弱者，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一个神人。”应该强忍下这些道貌岸然者的谩骂。
一个变得清醒的诱惑者并不因而有什么改变。诱惑是一种状态。只有在小说中人们才能改变状态或变得好一些。但人们可以说什么都没改变而同时又可以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他还清楚地知道，那些为一种伟大的爱情而脱离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可能会日益增多，但是肯定，可供他们爱情所选择的人则会日益减少。
我们才把那把我们与某些存在联系起来的东西称作爱情。但是说到爱情，我知道的只是把我与这样的存在相联起来的欲望、爱抚与智慧的混合物。对另一个这样的存在来讲，又有另外的复合体。
对一个有意识的人来说，衰老和衰老所预兆的东西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因他并不掩盖衰老的可怖，他才是真正有意识的。
一个人的身体背叛了他自己，而他不能及时地死去，只有靠演戏来等待结束，面对这个他并不喜欢的上帝，他为这上帝服务，就像以往为生活服务一样，他跪倒在空无的面前，伸开双臂求助于一个他明知是空无的惨淡天空。
在所有的荣耀中，最少欺骗性的就是正在活着的荣耀。
人生的大半都是在暗示、转面不见、沉默不语中度过的。演员在此是偕越者。
人是由于他使之沉默的诸物，而不是由于他所说到的物而成其为人
我们总会遇到必须在沉思和行动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刻。这就叫作“要成为一个人”。这种分裂是可怕的。但在一颗高做的心看来，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是上帝，要么是时间；或者要么是这十字架，要么是这匕首。这个世界具有一个更高的意义，这种意义超过了人的行动，或者说除了这些行动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要么与时间同生死、共存亡；要么为一种更伟大的生活而躲避时间。
我并不要求在我的计划中得到回忆和苦痛，我只是想在其中看得清楚。
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自己惟一的目的。
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自己与一个上帝是平等的。至少人们是这样说的。但这是由于人在某一瞬间突然感觉到了人的精神是惊人地伟大。征服者们只是那些充分感觉到自己力量的人们，他们要坚定地经常尽其所能地生活，而且明彻地意识到人的伟大。这多多少少是个算术级的问题。征服者们最能够做到这些。但是，当他们愿意的时候，他们却不能超过人本身。所以，就是在最狂热地沉醉于革命灵感之中的时候，他们也永远离不开人的熔炉。
有一种乐趣，那就是人的诸种关系的乐趣。
在这脆弱的世界中一切有人性的而且只包含人性的东西都具有一种更加热烈的意义。紧绷着的面孔，濒于破裂的手足情，人与人之间那样强烈又那样纯真的友谊，这一切都是真正的财富，因为它们最终是要死亡的。
人在自己的各种身份下的跳跃，他对于神明和永恒的急迫追求，对日常生活幻影和观点
人在自己的各种身份下的跳跃，他对于神明和永恒的急迫追求，对日常生
活幻影和观点的沉迷，所有这些隔板都隐藏了荒谬。
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为事实而死。”
荒谬的人认为，问题不再是去解释或找寻出路，而是要去经历、去描述。一切都始于远见卓识的冷漠态度。
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而最关键的仅仅是它所作的描述。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
荒谬的作品表明思想抛弃了荣誉。表明了它只是顺从于发挥表象和包含并元道理的图像的智慧，而这与思想也是断无联系的。
美学本身在一种状态下，只不过是一种漫长的和严格的隐情。抽象的思想最终与其肉体的负担结合起来。同样，身体和诸种激情在小说中的描写更多地是按照一种对世界的看法来安排。人们不再是讲述“故事”，而是创造自己的天地。
思想没有能力使现实升华，它只止于去模仿现实
如果荒谬的诸种指令在作品中没有受到尊重，如果作品沉涸于幻想并引发出希望，那它就不再是无效的了。
人们很容易习惯于常规，他们要赚钱以求舒适的生活，而且他的全部力量与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集中起来都是为着赢得钱财。
有现代人的气质：不惧怕世俗的讥讽。现代情感与传统情感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沉浸于道德问题之中，而前者则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味道
他漠然地任凭别人利用他的自杀以益于他所蔑视的一种事业
一种宗教之所以对异端派那么残酷，那是因为它认为最可怕的敌人莫过于歧路上的孩子。
一种深刻的思想不断地处于生成之中，它把经验与生活结合起来并且在生活中造就自己
伟大的艺术作品的重要之处与其说寓于自身之中，不如说是表现于它要求一个人所遭受的经历之中，表现于它所提供的克服他的幻想并且更加接近他赤裸裸的实在的机遇。
并非所有的价值都会引起反叛，但是一切反叛的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会造成某种价值
在荒谬的经历中，苦难是个人的。从反叛的行动其，苦难便有了集体的意识，它成了众人的冒险行动。
我反叛，因而，我们存在。
卢克莱修明确指出：“这个广阔天地的实体是留给死亡和毁灭的。”
每种痛苦都有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苦涩的教义的传授以及在心灵中的合乎情理的悲观主义，都是因为普遍存在的不公正与完全的公正对于人来讲都同样令人满意。
只有上帝的苦难——最深重的苦难——才能减轻人的极度痛苦。如果从天上到人间的所有一切都无例外地同受痛苦，那么一种奇怪的幸福是可能实现的。
无神论思想的一切努力旨在使基督变成一个无辜者或白痴，以使基督无论在人的高贵和卑微方面都隶属于人的世界。向敌对天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工作就这样准备就绪。
对于人来说，存在一种处在中间的水平，即他的水平上的可能的行动和思想，任何更有奢望的事业都显示为矛盾的，通过历史，绝对并没有被达到，尤其是并没有被创立，政治不是宗教，它是专横严格的调查。社会何以确定一种绝对？也许每个人都为所有人寻找这个绝对。但是社会和政治仅仅担负着解决所有人的事情的责任，为的是使每个人都能有欢娱和自由去进行这个共同的寻求。
孩子们总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在完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人竭尽全力只能设法在算术级数上缩小世界的痛苦。但是，非正义和痛苦还将继续，尽管受到限制，他们将继续成为丑闻。卡拉马佐夫的“为什么”还将继续回响。艺术和反叛只会与世上的最后一个人一起死亡。
历史的基督教却把在历史中忍受的恶与谋杀的治愈推到历史之外。当代唯物主义也以为能回答一切问题。但它是历史的仆从，它扩大着历史谋杀的领域并且同时使它得不到任何解释，除了在仍然要求信念的未来中
那些既不能在信仰上帝中也不能在历史中获得安息的人注定要为那些像他们一样的不能生活的人们而活着：
反叛由此证明，它是生命运动本身，只要不弃绝生命，就不能否认它。它的每一次最纯粹的疾呼都是一个人站起来。它就是爱的多产，或者什么都不是。没有荣誉的革命、计算的革命宁要抽象的人而不要具有肉身的人，只要必须，它就否定存在，用怨恨取代了爱。忘记了自身慷慨的渊源的反叛，一旦任凭自己被怨恨染指，立刻就否定生命，走向解体，并且扶助起这群露出狞笑的小小的捣乱者——奴隶的种子，这些人今天最终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主动提供各式各样的奴颜卑膝的效劳。这不再是反叛，也不是革命，而成为仇恨和暴政。
在这茫茫黑暗的尽头，一束光线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隐约看到这束光线，为此我们只应为这束光线能存在而斗争。我们全体超越出了虚无主义，我们正在废墟之中准备一种新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点
他们为着将来忘记了现在，因为强权的烟雾而忘记存在的猎获物，因为五光十色的城市而忘记城郊的贫困，为着一块空洞的土地忘记每天的正义。他们对个人的自由感到绝望，幻想一种奇特的人类的自由；他们拒绝孤独的死亡，并且把一种绝妙的集体弥留称为永垂不朽的事情。他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的东西，不再相信世界和活着的人